贪官污吏Yd13507

重庆部分地区村民生态补偿款遭乡干部截留 记者调查发现低收入人群常被“选择性打劫”

“芙蓉王? 我抽的是软中华。”这 是重庆三峡库区巫山县曲池乡原乡干部邓 川对村民说的话。为领到每人3000元的生态补偿款，村民设宴招待邓川，并奉上香烟“芙蓉王”，不料遭遇冷脸。

其实，政府补偿标准应是每人5000元，邓川还截留了2000元。近3年间，重庆检察机关查办了1977名贪官污吏。涉及惠农资金、社会保障多个领域，涉案金额11．8亿元，许多受害者是低收入群体。本是最需帮扶的低收入人群。为何在一些地方屡被“选择性打劫”?

“集体腐败”现象突出

随着政府财力增强,国家惠民政策的“含金量”越来越高。在许多地方,针对低收入人群的补助达几十种,已成为困难群众重要的生活体靠和心理依托。

在重庆农村,农民最多能享受约20项优惠政策,包括家电下乡补贴、计划生育奖励、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、农资农机良种补贴、退耕还林补助、政策性农业保险、农村沼气国债项目等。在不少城镇,除居民户籍福利政策外,针对困难群体的补助或补贴也不少。

然而,一些基层干部却变身“抽水机”,使“让利于民”变为“让利于权”。据重庆市检察院第二分院介绍,近年来该院查处的侵占移民资金、扶贫资金，征地补偿等侵农害农职务犯罪案件呈上升趋势,乡镇、村社干部“集体腐败”现象突出,窝案串案率在七成以上。

多发生在偏远地区

记者发现,被“劫贫”的低收入群体往往地处偏远,社会关系简单,信息渠道有限,容易被蒙蔽,这为不法干部“截留”惠民政策提供了机会。

在重庆一些农村,尽管村务公开已喊多年,但部分干部仍在搞“半公开”或“假公开”。巫山县曲池乡原乡干部邓川一直欺上瞒下,向偏远山区村民传达“打了折”的补偿标准。此外,他还侵占了群众的异地移民搬迁费、危房改造扶贫资金和种粮直补。一名受害村民说:“干部怎么讲,就只能怎么信,补偿情况一直没公示明白。”

惠民政策须加强监督

即便城市社区,一些困难居民也不熟悉惠民政策。重庆一位基层社区干部告诉记者,在家访时发现,有的下岗居民为开服装店没本钱发愁,根本不知道能办免息小额优惠贷款。

另一个原因是,一些惠民款补助面广人多,在申报、审核、监督等环节弹性大、漏洞多,为权力寻租提供了良机。前不久重庆城口县挖出一起套取“家电下乡”补偿款窝案,一些业务人员和零售商勾结,利用“家电下乡”产品标识卡管理漏洞,骗取国家财政补贴53万余元。记者发现,此案中不但“产品标识卡”的制度设计存在漏洞,审核监督手段也薄弱,补贴结果公示环节欠缺,也没有进行电话回访和实地调查等。

基层干部暗箱操作

值得注意的是,有的地方和部门权力运作不透明，民圭决策不够,缺少群众监督,也给贪腐分子留下操作空间。重庆市检察院第二分院调研发现,集体腐败的乡镇村社干部往往能利用职务便利,事前共同“策划”,事中分工合作,事后订立“攻守同盟”。面临监督审计时,有的贪官就把钱打回财政账户,审计过关后又运用权力把钱套回来,以规避监督。

“困难群体补助款频遭贪占,在全国不少地区也有发生。”重庆市社科院教授丁新正表示,主要问题是基层干部暗箱操作,深层原因则是相关体制不健全,监督制度被“架空”。特别是困难群体话语能力弱,缺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诉求通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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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察官为查邓川案 染上重病不幸殉职

“惠民款是低收入群体的救急钱、救命钱。”重庆市政协委员荣修模说,官员和管理者对其伸出贪婪之手,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。

以邓川案为例，发案的哨路村位于大山深处,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，记者看到,一些村民的房屋可谓瓮牖绳枢,难遮风雨。为取证,检察官罗东宁冒雨数进深山调查,染上重病殉职。虽然邓川最终被判刑12年,但一些群众仍感到心寒。

治乱需用重典。荣修模认为，要使困难群体的“救急款”免遭侵占,首先要定期拉网巡查,严厉处罚违规行为,对截留、侵吞惠民款的干部实施“零容忍”。

除了加大打击查处力度外,更重要的是引入群众监督机制。重庆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建议,加快完善各种惠民政策、财务公开、信息公开等民主管理制度，方便群众查询资金流转和使用情况,强化经常性检查,把各个环节置于群众监督之下。

为化解矛盾,重庆市正部署以解决干部侵占惠民款等为重点的“三项行动”,试图为惠民资金穿上“防腐衣”。目前已经纠正和查处违纪违规问题及案件293件,涉及金额1.99亿元。

侵吞惠民款主要有三种方式

调查显示,惠民款变成“唐僧肉”主要有三种方式。一是直接贪污“私分”惠民款。云阳县普安乡近期挖出干部集体腐败窝案,包括书记、乡长、副书记、副乡长、乡财政办主任等12名干部私分公款数十次,侵吞计生款、移民款、饮水工程款等上百万元。

其次是虚报人头“吃空饷”。城口县明中乡双利村原村支书、村主任和村会计合伙,在退耕还林工程中虚报户头,多领了补助款12万余元。奉节县林场原场长、副场长、会计、出纳等合伙虚列支出,贪污封山育林和退耕荒山造林款13万余元。

再次是官商勾结“吃回扣”。大渡口区劳动局原局长杨某借分配农民工培训指标之机敛财,大肆收取“好处费”。一些学校重金“买”得培训指标后,只好搞“缩水”培训,农民工基本学不到技能。

青岛早报2011/4/8/32 据媒体